第93章 一个心中充满爱的人
傅斯年是个心中充满爱的人，这同样是公认的。
他的同事们都能时刻体会到，傅斯年对他们的关心。
比如，史语所在昆明躲避战乱的时候，傅斯年、陈寅恪同住在昆明靛花巷的一幢楼房，陈居三楼，傅居一楼。每当空袭警报大作时，大家皆往楼下奔，而肥胖的傅斯年却往三楼冲，以护持视力模糊、行动不便的陈寅恪下楼。不是一次、两次，而是每一次。
比如，抗战时史语所到李庄不久，梁思永便胃病复发，又因感冒患支气管炎，继而转为肺结核。随着冬季来临，病情愈发严重！在生命攸关当头，傅斯年由重庆（辞去中研院总干事）赶到了李庄。
傅斯年一看梁思永、林徽因的病情和困境，顿觉情势不妙，于是他便在1942年4月给朱家骅写信求援：“梁思成、思永兄弟皆困在李庄……已弄得吃尽当光。又逢此等病，其势不可终日，弟在此看着，实在难过！弟之看法，政府对于他们兄弟，似当给些补助。”傅斯年列举了三条理由，并请朱家骅与陈布雷（蒋待从室主任）一商此事：“便中向介公一言，说明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第一流人物，国际知名学人，而病困至此，可否赠以二三万元救助金？而帮助似亦有其理由也。”
过了11天，傅斯年再次写信给中研院总办事处及朱家骅，告之史语所救治梁思永医药费报销方案等事宜，并透露了拟培养梁思永为史语所接班人的打算：“思永之生病，弊所之最大打击也。本所考古组及中博院同志，皆奉之为领袖，济之对彼，尤深契许。弟数年以来，时思将弟之所长职让彼继任。时弟在京代总干事，思永在长沙代弟职务，自胃病后，不肯也。彼如出事，实为中国考古界最大损失也！故此时无论如何，须竭力救治，使其病势可以挽回。”
当时傅斯年致信朱家骅时，还同时寄给国民政府经济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咏霓），两人合议后通过陈布雷向蒋呈报。当年九月，蒋从他掌控的特别经费中拨赠梁氏兄弟二万元“医疗及学术补助金”，由翁文灏转给傅斯年再转“二梁”。
傅斯年求得的这笔款子，无疑是雪中送炭，是梁思永、林徽因的救命钱。
由于梁思永住的羊街8号住所光照不足有些阴湿，傅斯年特地安排在史语所租住大院打造了一处“阳光房”（玻璃阳台木地板），将梁思永抬到板栗坳居住休养。
至于傅斯年对他的弟子和下属的关心和爱护，则是时时处处。
而更传为美谈的是，傅斯年在任台大校长时，对学生们无微不至的关爱。
他接手台大时，台大校舍不够，很多学生不得不住在校医院的病房。傅斯年想方设法在短期内筹集一笔资金，在不到一年时间解决了八千多名学生的住宿问题。
他曾对部下说：“我们办学，应该先替学生解决困难，使他们有安定的求学环境，然后再要求他们用心勤学。如果我们不先替他们解决困难，不让他们有求学的安定环境，而只要求他们用功读书，那是不近人情的。”
1949年12月1日，傅斯年致信台大训导长郑通和、总务长余又荪、赵国华，“爽性下一个决心”，把“学生住处及其生活上相关之房子”这个问题，“在目前阶段上完全解决”。还要求即日着手觅地、设计、画图，将此信登入校刊，征求全校意见。
他考虑得非常细致，在信中具体列出设施清单，包括：学生自行车存放棚，男女厕所，须足用、清洁，重病学生的疗养室、休养室，配套厨房、浴室、护理人室，学生生活公用房，工友公用浴室等。
他让全体台大学生进行X光检查，预防感染肺结核，检查后轻微患者另拨宿舍暂住，单独提供伙食，安排工友照顾；重病者准许休学，生活补助费照发，还加发菜金三十元。
傅斯年尤其对优秀学生、贫困学生体贴入微。当时在台大就学的朱葆瑨，在《永远活在学生心中的傅斯年校长》中回忆，“很幸运地住进了傅校长新盖的学生宿舍，并且申请到工读奖学金，解决了基本食宿问题，才能安心念书。傅校长不只是我们的师长，还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他设立多项奖学金，不让学生因贫失学。李亦园1948年考进台大历史系，两年后因兴趣而非成绩差，想主动降级转读新成立的考古人类学系，家境困难又想保留全额奖学金作为生活保障。
台大规定，学生降级不能享受奖学金。钱思亮教务长依校规不予同意，同时好心为他指路：涉及校规破例之事，可找傅校长。
傅斯年放下繁忙公务，认真聆听李亦园陈述的兴趣和想法，问了三个问题之后，点头表示满意，爽快地在他的报告上批了“准予保留奖学金。”李未辜负傅校长的厚爱，后来成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夫人俞大綵回忆，傅斯年“看到一篇好文章，约作者面谈，极为激赏他的文才；但该学生家境贫寒，又患深度近视。问他何以不戴眼镜，该生默然不答。孟真去世后不久，卫生署刘瑞恒先生来我家，交来眼镜一副，说是孟真托他在香港为某生配的。”
他常到学生宿舍探视，查看学生的伙食。当时台湾各方面都很困难，台大的伙食自然也不会很好。
时在台大念书的许倬云回忆说：“他经常巡视学校各处，……到我们宿舍看我们吃什么饭，叹口气。”
随后，傅斯年便想尽办法改善学生的伙食。
在严师如严父的年代，傅斯年与学生亲密无间，如同家人，甚至会被调皮的学生取笑。他有次路过台大生物实验室，看到学生正在观察草履虫，便说他在伦敦时也看过，有位学生开玩笑说他“吹牛”。他毫不介意，大笑而去。
傅斯年因患严重高血压病，夫人为防他嘴馋乱吃，每日只给不多的零花钱。“放肆”的学生会从傅校长的口袋中，掏出这些零花钱，去买厨工兼售的糖果，跟他分食。 他跑到学校的合作社买面包吃，碰到学生，有时也被“敲竹杠”，以面包请客。
可以想象，这样随性的校长，随性的学生，相互之间有怎样真挚的情感。
傅斯年每天都在校园里转悠，随时进入课堂听课，他的听课并不是走过场，如果发现教师不合格就会予以辞退。正是这种兢兢业业，确保了台湾大学的教学质量。
傅斯年执掌台大不过两年时间，却让一所三流大学成为台湾最好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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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同事们都能时刻体会到，傅斯年对他们的关心。
比如，史语所在昆明躲避战乱的时候，傅斯年、陈寅恪同住在昆明靛花巷的一幢楼房，陈居三楼，傅居一楼。每当空袭警报大作时，大家皆往楼下奔，而肥胖的傅斯年却往三楼冲，以护持视力模糊、行动不便的陈寅恪下楼。不是一次、两次，而是每一次。
比如，抗战时史语所到李庄不久，梁思永便胃病复发，又因感冒患支气管炎，继而转为肺结核。随着冬季来临，病情愈发严重！在生命攸关当头，傅斯年由重庆（辞去中研院总干事）赶到了李庄。
傅斯年一看梁思永、林徽因的病情和困境，顿觉情势不妙，于是他便在1942年4月给朱家骅写信求援：“梁思成、思永兄弟皆困在李庄……已弄得吃尽当光。又逢此等病，其势不可终日，弟在此看着，实在难过！弟之看法，政府对于他们兄弟，似当给些补助。”傅斯年列举了三条理由，并请朱家骅与陈布雷（蒋待从室主任）一商此事：“便中向介公一言，说明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第一流人物，国际知名学人，而病困至此，可否赠以二三万元救助金？而帮助似亦有其理由也。”
过了11天，傅斯年再次写信给中研院总办事处及朱家骅，告之史语所救治梁思永医药费报销方案等事宜，并透露了拟培养梁思永为史语所接班人的打算：“思永之生病，弊所之最大打击也。本所考古组及中博院同志，皆奉之为领袖，济之对彼，尤深契许。弟数年以来，时思将弟之所长职让彼继任。时弟在京代总干事，思永在长沙代弟职务，自胃病后，不肯也。彼如出事，实为中国考古界最大损失也！故此时无论如何，须竭力救治，使其病势可以挽回。”
当时傅斯年致信朱家骅时，还同时寄给国民政府经济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咏霓），两人合议后通过陈布雷向蒋呈报。当年九月，蒋从他掌控的特别经费中拨赠梁氏兄弟二万元“医疗及学术补助金”，由翁文灏转给傅斯年再转“二梁”。
傅斯年求得的这笔款子，无疑是雪中送炭，是梁思永、林徽因的救命钱。
由于梁思永住的羊街8号住所光照不足有些阴湿，傅斯年特地安排在史语所租住大院打造了一处“阳光房”（玻璃阳台木地板），将梁思永抬到板栗坳居住休养。
至于傅斯年对他的弟子和下属的关心和爱护，则是时时处处。
而更传为美谈的是，傅斯年在任台大校长时，对学生们无微不至的关爱。
他接手台大时，台大校舍不够，很多学生不得不住在校医院的病房。傅斯年想方设法在短期内筹集一笔资金，在不到一年时间解决了八千多名学生的住宿问题。
他曾对部下说：“我们办学，应该先替学生解决困难，使他们有安定的求学环境，然后再要求他们用心勤学。如果我们不先替他们解决困难，不让他们有求学的安定环境，而只要求他们用功读书，那是不近人情的。”
1949年12月1日，傅斯年致信台大训导长郑通和、总务长余又荪、赵国华，“爽性下一个决心”，把“学生住处及其生活上相关之房子”这个问题，“在目前阶段上完全解决”。还要求即日着手觅地、设计、画图，将此信登入校刊，征求全校意见。
他考虑得非常细致，在信中具体列出设施清单，包括：学生自行车存放棚，男女厕所，须足用、清洁，重病学生的疗养室、休养室，配套厨房、浴室、护理人室，学生生活公用房，工友公用浴室等。
他让全体台大学生进行X光检查，预防感染肺结核，检查后轻微患者另拨宿舍暂住，单独提供伙食，安排工友照顾；重病者准许休学，生活补助费照发，还加发菜金三十元。
傅斯年尤其对优秀学生、贫困学生体贴入微。当时在台大就学的朱葆瑨，在《永远活在学生心中的傅斯年校长》中回忆，“很幸运地住进了傅校长新盖的学生宿舍，并且申请到工读奖学金，解决了基本食宿问题，才能安心念书。傅校长不只是我们的师长，还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他设立多项奖学金，不让学生因贫失学。李亦园1948年考进台大历史系，两年后因兴趣而非成绩差，想主动降级转读新成立的考古人类学系，家境困难又想保留全额奖学金作为生活保障。
台大规定，学生降级不能享受奖学金。钱思亮教务长依校规不予同意，同时好心为他指路：涉及校规破例之事，可找傅校长。
傅斯年放下繁忙公务，认真聆听李亦园陈述的兴趣和想法，问了三个问题之后，点头表示满意，爽快地在他的报告上批了“准予保留奖学金。”李未辜负傅校长的厚爱，后来成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夫人俞大綵回忆，傅斯年“看到一篇好文章，约作者面谈，极为激赏他的文才；但该学生家境贫寒，又患深度近视。问他何以不戴眼镜，该生默然不答。孟真去世后不久，卫生署刘瑞恒先生来我家，交来眼镜一副，说是孟真托他在香港为某生配的。”
他常到学生宿舍探视，查看学生的伙食。当时台湾各方面都很困难，台大的伙食自然也不会很好。
时在台大念书的许倬云回忆说：“他经常巡视学校各处，……到我们宿舍看我们吃什么饭，叹口气。”
随后，傅斯年便想尽办法改善学生的伙食。
在严师如严父的年代，傅斯年与学生亲密无间，如同家人，甚至会被调皮的学生取笑。他有次路过台大生物实验室，看到学生正在观察草履虫，便说他在伦敦时也看过，有位学生开玩笑说他“吹牛”。他毫不介意，大笑而去。
傅斯年因患严重高血压病，夫人为防他嘴馋乱吃，每日只给不多的零花钱。“放肆”的学生会从傅校长的口袋中，掏出这些零花钱，去买厨工兼售的糖果，跟他分食。 他跑到学校的合作社买面包吃，碰到学生，有时也被“敲竹杠”，以面包请客。
可以想象，这样随性的校长，随性的学生，相互之间有怎样真挚的情感。
傅斯年每天都在校园里转悠，随时进入课堂听课，他的听课并不是走过场，如果发现教师不合格就会予以辞退。正是这种兢兢业业，确保了台湾大学的教学质量。
傅斯年执掌台大不过两年时间，却让一所三流大学成为台湾最好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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