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七章 绝非偶然
“扶桑金”“扶桑银”“扶桑铜”，这三样对唐朝各个阶层来说，都是咬住了不肯松嘴的肥肉。
内廷外朝通力合作，给予牛进达极大的支持，也正是因为有利可图。
对阉人们而言，在给皇帝做家奴的同时，平壤宫修起来也能捞点外快。不是所有阉人都能像敦煌宫那帮人碰上程处弼这种顶级奇葩，旱涝保丰收，只要管好后勤，金山银海滚滚而来。
能够在平壤宫做个二道贩子，就已经是相当不错的美差。
现在牛进达一路赶鸭子一样把扶桑小朝廷赶到了岛东地区，陆续又在岛西海岸建立了大量据点，连扶桑小朝廷早年在难波修建的“宫城”也被攻克，可以说已经初步有了建制的基础。
只是内廷外朝还在犹豫是羁縻统治还是直接建立州县，成本太过高昂。每年的投入不可忽视，而且“扶桑地”每年的台风，也算是让唐军领教了一下。
中央政府还没有彻底下大决心，就在于财政上的压力太大，连续多年的扩张，朝廷也是举债度日。而且诸如蕃地、草原、黑水、大室韦、昆仑海、剑南等地，都是纯投入，想要看到利润，最少也是五年以后的事情。
除此之外，中原核心地区还要搞大建，工部和将作监已经迫不得已走上了技术追踪的道路，每年从武汉挖人才入京，这笔投入，不比干掉一个超级世家来得轻松。因为不是说你掏钱之后，人才过来就能立刻产生效益。
仅仅是整合人事资源，解决内部人事内耗，就是一个极其消耗精力的事情。一个进士科的科举达人，根本没可能服气一个武汉土鳖站在他的头上。同样的，在武汉宽松的环境下学习、工作，进入到朝廷惯有的体制之中，整个适应的过程，无疑是一场试炼。
绝大多数武汉官僚，都很难迅速转变角色，往往会为了官帽子，直接把下限击穿，进而成为旧友体制中的一份子，而原先的钻研动力，自然而然地，转移到了争权夺利的道路上。
这所有的一切，全都要靠钱来摆平，每年的硬性开销，在武汉看来是匪夷所思的，但这是中央朝廷不得不支出的“学费”，而且别无选择。
所以，当民间势力通过海上贸易显露，进入到“扶桑地”之后，他们展现出来的财力物力人力，自然就成为了唐朝镇压“扶桑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朝需要这些民间力量，同样的，民间力量同样需要官方的那张皮。
相互之间有了需求，于是就勾肩搭背，形成了现有的“扶桑地”资源分配格局。
旧年扶桑小朝廷曾经的京城之一“难波京”，如今就是民间巨头们在“扶桑地”的大本营。
这里有相当丰富的土地资源，还有不错的海港，加上离伊予岛又近，补给能力极强，镇压扶桑诸地“叛乱”的动员力也是极高。
“难波京”被攻占之后，因为整个地区就是个极为广大的坡，唐朝民间武装，就把这个地方称作“大坡”。
一般到了筑紫岛或者伊予岛之后，但凡港口妓院、赌场之中，都会有专门做跑路业务的掮客。
因为大多都是做两岛前往“大坡”的业务，所以这些掮客，在两岛诸多据点中，又被称作“大坡客”。
时间一久，连唐军上报给朝鲜道行军总管府的正式军报、公文中，也不再使用“难波”这个词，而是“大坡”。
近两年辽州、徐州两个民间集团看上去是要争夺和泉山南，实际上是为了争夺“大坡”往东的贸易通道。两个民间集团在“大坡”做不了主，头上还有经营据点的唐军，所以想要有话语权，掌握“交通要道”也就成了必然。
毕竟说到底，不管辽州也好，徐州也罢，他们在远海运输上是没有优势的，两家都严重依赖外部势力。而“大坡”往东，沿着大陆架的海岸线，可以做近海运输，这是两家都能掌握，并且有相当经验的。
老张对于辽州、徐州争夺什么其实不感兴趣，但总的来说，这种地方势力在外延伸，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实际可用劳动力会增加，旧地区的新生儿数量，也会每年稳步增长。
说白了，当徐州一部分的青壮以“冒险家”的形式离开乡土之后，他们对本土资源的消耗就大大减少，也就足够让徐州或者辽州中下阶层，有了更多的资源去养活更多的子女人口。
同样的，当辽州或者徐州的“冒险家”前往“扶桑地”之后，整个过程从驻扎到掠夺到经营到积累，时间短一点都要三年。
三年时间，在没有更加崇高理想来自我约束的情况下，想要让这些牲口管住自己的裤裆，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这也是为什么筑紫岛、伊予岛两地船港，往往交易市场的铺面数量，可能也不会比妓院多上多少。
至于“扶桑地”的有识之士，也早早地进行了投机。那些出身中土名门的子弟或者家生子，就是他们改头换面的好机会。
相较原先扶桑诸国的“血亲政治”，唐朝哪怕是旧有体制，也早早地打破了这种权力继承通过“血亲”的方式。
对“扶桑地”的中下阶层来说，拥抱皇唐天朝，是正确的不能再正确的事情。
而且随着唐朝民间势力进入“扶桑地”之后，唐朝中央政府对于管理海外疆土的信心大增，也进一步促使了“扶桑地”中下阶层的成功投机。
大量拥抱唐朝地方世族的土著贵族，迅速以“流外官”的身份，去协助皇唐临时官僚来管理本土。
其表现形式，既有在奴隶贸易中充当帮凶，也有在辽州集团和徐州集团的激烈对抗中，充当鼎灰。
辽州人和徐州人其实在冲突中并没有死伤多少，真正“慷慨赴死”或者“吃饱了赴死”的，大多都是这些土著贵族的“家臣”。
这些“家臣”，有点乞丐版“关陇军头”的意思，但随着两大民间集团的剧烈冲突，已经迅速衰退，土著领主贵族此时承担的角色，更像是唐朝地方州县那些掌握一定资源的豪强，离世家有很大的一段距离。
到贞观二十五年的夏天，徐州、辽州两大利益集团终于要选择坐下来谈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土著贵族们的“家臣”快要消耗一空，接下来很有可能就要“硬碰硬”，这对徐州、辽州两大集团来说，是很难接受的。
双方各自阵营中的盟友，组团前往苏州，找张德出面调停，绝非是什么偶发性事件，而是必然。
只不过，张德虽然指出了一条明路，双方已经可以接受不再激烈碰撞，但是，在现有的环境下，如何分赃，却又立刻产生新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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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廷外朝通力合作，给予牛进达极大的支持，也正是因为有利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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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在平壤宫做个二道贩子，就已经是相当不错的美差。
现在牛进达一路赶鸭子一样把扶桑小朝廷赶到了岛东地区，陆续又在岛西海岸建立了大量据点，连扶桑小朝廷早年在难波修建的“宫城”也被攻克，可以说已经初步有了建制的基础。
只是内廷外朝还在犹豫是羁縻统治还是直接建立州县，成本太过高昂。每年的投入不可忽视，而且“扶桑地”每年的台风，也算是让唐军领教了一下。
中央政府还没有彻底下大决心，就在于财政上的压力太大，连续多年的扩张，朝廷也是举债度日。而且诸如蕃地、草原、黑水、大室韦、昆仑海、剑南等地，都是纯投入，想要看到利润，最少也是五年以后的事情。
除此之外，中原核心地区还要搞大建，工部和将作监已经迫不得已走上了技术追踪的道路，每年从武汉挖人才入京，这笔投入，不比干掉一个超级世家来得轻松。因为不是说你掏钱之后，人才过来就能立刻产生效益。
仅仅是整合人事资源，解决内部人事内耗，就是一个极其消耗精力的事情。一个进士科的科举达人，根本没可能服气一个武汉土鳖站在他的头上。同样的，在武汉宽松的环境下学习、工作，进入到朝廷惯有的体制之中，整个适应的过程，无疑是一场试炼。
绝大多数武汉官僚，都很难迅速转变角色，往往会为了官帽子，直接把下限击穿，进而成为旧友体制中的一份子，而原先的钻研动力，自然而然地，转移到了争权夺利的道路上。
这所有的一切，全都要靠钱来摆平，每年的硬性开销，在武汉看来是匪夷所思的，但这是中央朝廷不得不支出的“学费”，而且别无选择。
所以，当民间势力通过海上贸易显露，进入到“扶桑地”之后，他们展现出来的财力物力人力，自然就成为了唐朝镇压“扶桑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朝需要这些民间力量，同样的，民间力量同样需要官方的那张皮。
相互之间有了需求，于是就勾肩搭背，形成了现有的“扶桑地”资源分配格局。
旧年扶桑小朝廷曾经的京城之一“难波京”，如今就是民间巨头们在“扶桑地”的大本营。
这里有相当丰富的土地资源，还有不错的海港，加上离伊予岛又近，补给能力极强，镇压扶桑诸地“叛乱”的动员力也是极高。
“难波京”被攻占之后，因为整个地区就是个极为广大的坡，唐朝民间武装，就把这个地方称作“大坡”。
一般到了筑紫岛或者伊予岛之后，但凡港口妓院、赌场之中，都会有专门做跑路业务的掮客。
因为大多都是做两岛前往“大坡”的业务，所以这些掮客，在两岛诸多据点中，又被称作“大坡客”。
时间一久，连唐军上报给朝鲜道行军总管府的正式军报、公文中，也不再使用“难波”这个词，而是“大坡”。
近两年辽州、徐州两个民间集团看上去是要争夺和泉山南，实际上是为了争夺“大坡”往东的贸易通道。两个民间集团在“大坡”做不了主，头上还有经营据点的唐军，所以想要有话语权，掌握“交通要道”也就成了必然。
毕竟说到底，不管辽州也好，徐州也罢，他们在远海运输上是没有优势的，两家都严重依赖外部势力。而“大坡”往东，沿着大陆架的海岸线，可以做近海运输，这是两家都能掌握，并且有相当经验的。
老张对于辽州、徐州争夺什么其实不感兴趣，但总的来说，这种地方势力在外延伸，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实际可用劳动力会增加，旧地区的新生儿数量，也会每年稳步增长。
说白了，当徐州一部分的青壮以“冒险家”的形式离开乡土之后，他们对本土资源的消耗就大大减少，也就足够让徐州或者辽州中下阶层，有了更多的资源去养活更多的子女人口。
同样的，当辽州或者徐州的“冒险家”前往“扶桑地”之后，整个过程从驻扎到掠夺到经营到积累，时间短一点都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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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为什么筑紫岛、伊予岛两地船港，往往交易市场的铺面数量，可能也不会比妓院多上多少。
至于“扶桑地”的有识之士，也早早地进行了投机。那些出身中土名门的子弟或者家生子，就是他们改头换面的好机会。
相较原先扶桑诸国的“血亲政治”，唐朝哪怕是旧有体制，也早早地打破了这种权力继承通过“血亲”的方式。
对“扶桑地”的中下阶层来说，拥抱皇唐天朝，是正确的不能再正确的事情。
而且随着唐朝民间势力进入“扶桑地”之后，唐朝中央政府对于管理海外疆土的信心大增，也进一步促使了“扶桑地”中下阶层的成功投机。
大量拥抱唐朝地方世族的土著贵族，迅速以“流外官”的身份，去协助皇唐临时官僚来管理本土。
其表现形式，既有在奴隶贸易中充当帮凶，也有在辽州集团和徐州集团的激烈对抗中，充当鼎灰。
辽州人和徐州人其实在冲突中并没有死伤多少，真正“慷慨赴死”或者“吃饱了赴死”的，大多都是这些土著贵族的“家臣”。
这些“家臣”，有点乞丐版“关陇军头”的意思，但随着两大民间集团的剧烈冲突，已经迅速衰退，土著领主贵族此时承担的角色，更像是唐朝地方州县那些掌握一定资源的豪强，离世家有很大的一段距离。
到贞观二十五年的夏天，徐州、辽州两大利益集团终于要选择坐下来谈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土著贵族们的“家臣”快要消耗一空，接下来很有可能就要“硬碰硬”，这对徐州、辽州两大集团来说，是很难接受的。
双方各自阵营中的盟友，组团前往苏州，找张德出面调停，绝非是什么偶发性事件，而是必然。
只不过，张德虽然指出了一条明路，双方已经可以接受不再激烈碰撞，但是，在现有的环境下，如何分赃，却又立刻产生新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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