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边境上的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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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小凤生下了我父亲，小凤顺理成章地成了我奶奶。
奶奶小凤在父亲满百天以后，逃了一次。余钱对我爷爷忠心耿耿，不仅是因为我爷爷在疯魔谷救了余钱，更重要的是爷爷当年那身豪气。余钱看守着奶奶形影不离。
奶奶小凤那天躺在炕上，不梳头不洗脸，也不喂父亲，让父亲饿得“哇哇”大哭。奶奶唤来余钱，奶奶说：“余钱，去抓药吧，我病了。”余钱看着奶奶满脸通红，又听到我父亲大哭不止，以为奶奶真的病了。余钱不敢耽搁，撒腿就往大屯镇跑去。
傍晚的时候，余钱手提着两副中药回来了，推开门，屋里屋外空空如也，晾在绳子上的被子和尿布也不翼而飞。余钱觉得事情不好。连口水也没喝，就拐着腿跑出院子，余钱喊：“嫂子，嫂子。”山野寂寂，空旷无声。余钱就急了，知道事情不妙，咧着嘴就哭了，边哭边说：“大哥，嫂子她跑咧——”余钱哭了一阵，才醒过神来，哭管屁用，一定要把嫂子找回来。余钱擦去眼泪，拐着腿一耸一耸地奔向了通向山外那条路。余钱知道小凤跑了是去天津卫找周少爷，去天津卫必须走出山里。
余钱马不停蹄，渴了就抓一把地上的雪塞到嘴里，终于在天亮的时候，他看见了坐在地上怀抱父亲的小凤。小凤刚生完孩子，体力还没完全恢复过来，就抱着我父亲，走了一天一夜也没有走出山里。后来她实在走不动了，就坐在雪地里哭。哭了一气她不哭了，敞开衣衫奶了一气我父亲，便坐在那里发呆。她想自己快要死了，这荒天雪地前不着村后不靠店的，还不得活活把娘俩冻死饿死。这时余钱赶来了，余钱一见到我奶奶就痴在那里了。他张着嘴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嫂子，可找到你了。”余钱说完这句话，就激动得哭了起来。哭完的余钱就跪在了奶奶的面前。余钱说：“嫂子，你不看大哥的面子上，还要看在孩子的分上，这样下去孩子要冻死了，跟我回去吧。”这句话打动了奶奶，奶奶这时立起身，冲余钱骂了句：“你这条狗。”余钱不管奶奶骂什么，他一句也不吭。余钱接过奶奶怀里的孩子，小凤在前，他随在后面，一拐一拐地向回走去。
回去之后，奶奶真的大病了一场。余钱抓的那两副药终于派上了用场，余钱炕前炕后地伺候着奶奶。奶奶暂时放弃了出逃的想法。
奶奶恨爷爷，恨爷爷活活地剥夺了她的爱情，奶奶咬掉爷爷的半截手指仍不解恨，她还要报复爷爷，她想出了报复爷爷的办法。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窗外的风夹着雪拼命地呼号着。奶奶搂着父亲躺在炕上，听着扑面的风声雪声，她也听着外间余钱的动静。余钱一直睡在外间。这么长时间了，奶奶一直在思念着周少爷，从没把我爷爷和余钱这些人当成人看待。奶奶无数次地在心里骂爷爷他们是狗。这天夜里奶奶就喊：“余钱，你进来。”
余钱听到了奶奶喊他，他又以为奶奶吩咐他洗尿布或者别的什么事情就进来了。奶奶这时就非常柔情地对余钱说：“你坐这儿。这么大风我害怕。”余钱就很老实地坐在了炕沿上。奶奶躺了一会儿，就又说：“你这么坐着我睡不着。”余钱站起来，又准备往外走，奶奶心里就骂了一句：“你这狗。”这么骂着，她伸手一把拉过余钱，余钱冷不丁被奶奶拉进被窝里。余钱来时披着棉袄，抿着棉裤，他不明白奶奶为什么要拉他。奶奶这时已经赤身裸体，一丝不挂。她抓过余钱的手就按在了自己的胸上。余钱就傻了，他觉得自己快要淹死了，憋闷得喘不上一口气来。奶奶又拉着余钱的手向自己的身下摸去，奶奶喃喃地说：“余钱，你别怕，没人知道。”奶奶这么一说，余钱顿时就清醒了过来。他一骨碌爬起来，转身就跑到了外屋。这时，他清晰地听见奶奶小凤骂了一句：“你这条狗。”
余钱跑到外间，再也睡不着了，心里“砰砰”地乱跳。这时他想起了爷爷。爷爷已经好久没有音信了。他不相信爷爷会死，他知道爷爷不敢下山都是因为那些封山的日本鬼子。他想到了爷爷，又想到了屋里小凤刚才那一幕，他就呜呜咽咽地哭开了。边哭边在心里喊：“大哥，对不住你哩。”哭着哭着，他又为爷爷彻底地悲哀了。
自那次以后，奶奶似乎真的不把余钱当人了。她呼来唤去地支使着余钱，还在余钱面前毫不保留地暴露着自己。每次余钱都要把做好的饭菜端到炕上，奶奶这时跟晚上睡觉一样，一丝不挂。余钱进来的时候，奶奶还特意把被子扔得远远的，让自己的裸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每逢这时，余钱从不正眼看奶奶一眼，低着头进来，又低着头出去。他觉得奶奶这人很可怕。这时奶奶就大笑，笑着说：“你这狗，你看吧，我就是让你大哥当王八，活王八。”她这么骂时，余钱就逃也似的离开屋子。
奶奶第二次萌生逃跑的意念，是第二年的春天，那时父亲已经一岁多了，父亲已经会喊妈妈了。那时日本人封山还没有结束，一次次向山里发动剿共运动。那时赵尚志的游击队，还搅得日本人不得安宁。
春天来了，奶奶就对余钱说：“这山里快把人憋死了，咱们去趟大屯镇吧。”奶奶吸取了上次出逃失败的教训，她知道凭自己的能力很难逃出山里，到了大屯镇就好办了，可想办法再甩开余钱。
余钱想到大屯镇里住满日本人，可大屯镇里的人不也是活得好好的么？余钱也好久没有出去了。他想借这个机会，打听打听爷爷的消息。
余钱就抱着父亲，带着奶奶上路了。他们走到中午时，余钱给父亲吃了一个身上带着的馒头。刚吃完馒头，父亲就在余钱的怀里喊：“我要拉屎。”余钱就把父亲放在了地上，父亲蹲在春天的山坡上拉屎，余钱觉得自己也憋得慌，便在附近找了一片树丛蹲下来，奶奶自己往山坡下走。
这时就来了两个日本鬼子：他们没有想到在荒山野岭里会看见一个这么漂亮的女人。那天出门时，奶奶刻意打扮了一番，穿着一个水红色的小布袄，齐耳的短发，手脖子上还戴了一副银镯子，在春天的阳光下一闪一闪。日本鬼子一见我奶奶便嬉笑着扑上来，嘴里喊着：“花姑娘，花姑娘。”奶奶这是第一次看见日本鬼子，以前她在大屯镇和天津卫见过日本浪人。奶奶被吓傻了似的站在那里，很快就被两个日本鬼子扑倒了，奶奶这时明白过来两个日本鬼子想干什么了。她这时大喊了一声；“余钱——”蹲在树丛里的余钱听到了喊声，提起裤子，就看到了眼前的景象。余钱脑袋“轰”地响了一声，没容他多想，他拐着腿就跑了过来。两个日本鬼子的注意力都在奶奶身上。奶奶的花衣服被他们撕开了，露出了美丽洁白的胴体。一个日本鬼子已解开了自己的裤子。余钱拾起了一把日本鬼子扔在一边的枪，那枪上还装着刺刀。余钱此时已红了眼，他端着枪照准趴在奶奶身上嬉笑的日本鬼子后背心刺去，那个日本鬼子就在快要得手时，被刺了一刀，身子一挺从我奶奶身上滚了下来。一旁的那个日本鬼子也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惊怔了，当看清了余钱才醒过来。他也拾起了自己那把枪，喊了一声：“八格牙鲁。”便冲余钱扑来，余钱躲过了第一枪，没有躲过第二枪，他的拐腿不很灵便，那一刺，就刺在余钱的肚子上，日本鬼子又用力一划，肚皮便开了，一个大口子，鲜血和肠子就流了出来。余钱大叫了一声，摇晃了两下。此时，余钱的两眼似要流出血来，他大叫一声之后，伸出一只手，抓到流到胸前的肠子又塞了进去，然后端起枪又向那个日本鬼子扑去。那个日本鬼子被余钱的疯狂吓傻了，木呆呆地站在那。当余钱的枪刺进他的胸膛里他才反应过来，怀里的枪响了。那一枪正打在余钱的心脏上。两个人几乎同时倒在了地上。
奶奶小凤也吓傻了，她衣衫不整地坐在那儿，看着眼前的场景，气都喘不上来一口。直到拉完屎的父亲摇摇晃晃地走来，不停地喊着“妈，妈，妈”。奶奶才清醒过来，抱起我父亲，号叫一声，向那两间木格楞奔去。
从那以后，好长一段时间，奶奶都心有余悸，她再也不敢离开那两间小屋半步了。
二
父亲永远忘不掉那次平岗山战役，一次子岗山战役让他白白损失了一个营的兵力。还有他那位生死与共左膀右臂的爱将马团长。
父亲那时是师长了，平岗山战役打得很苦。一一二号高地、一一三号高地反复争夺了几次他们才拿了下来。两个高地前的一一一号高地却静悄悄地没有一丝声息。父亲在掩蔽所里，用望远镜观察。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片山冈，山冈周周飘着袅袅的雾气，什么也看不清。三个高地呈品字形，一一一号高地是三个高地最前面的一座山峰。在战略上讲，那个高地是喉咙，要是能守住一一一号高地，其他两座可攻可守，一劳永逸，可那里偏偏没有动静。站在他身旁的马团长也看出了疑惑。马团长也举着望远镜，看了半晌之后，扭过头冲父亲说：“师长，我看一一一号高地一定有什么名堂。”
父亲展开平岗山的地图，仔细看了半晌，心想怪了，美军再傻，也不会傻到扔了一一一号高地，而苦守一一二号和一一三号高地。也许是美军害怕了，主动放弃那块阵地收缩防守了？父亲就对身边的马团长说：“马团长，带一个营拿下它。”
马团长就说：“师长，我看再观察一下，说不定有什么名堂。”
父亲很不高兴，他不喜欢在战争面前有人和他讨价还价，况且时间不等人，要不马上拿下一一一号高地，夺下的这两块高地也难守。马团长心事重重，他有自己的看法，他和父亲东打西杀这么多年了，他太了解父亲的脾气了。他什么也没说，准备去了。准备完的马团长又找到了父亲，他站在父亲面前说：“师长，我有一事求您。”父亲不解地望着马团长，马团长又说：“一一一号高地一定有什么名堂，但我服从你的命令。要是我回不来，我只求你一件事。”父亲突然觉得马团长有些婆婆妈妈的，但还是说：“你说吧。”马团长又说：“您回国后照顾好我的老婆。”父亲感到马团长好笑，马团长以前从没有说过这么多的话。父亲有些疑惑样地看了看马团长，这时他看见马团长眼里有泪花在闪动，便点点头说：“我答应你。”马团长庄重地给父亲敬了一个礼，转回身长出一口气，带着队伍走了。
马团长带着一个营奔向一一一号高地时是清晨时分。马团长带着人马奔到一一一号高地山下时，还通过步话机向父亲报告说：没有发现任何情况。父亲已经布置好了两个山头的所有火力随时准备支援马团长。
父亲听到马团长报告，心里一阵暗喜，他怪马团长大惊小怪，大题小作。马团长奔到一一一号高地山腰时，马团长仍报告，没有发现任何敌情。父亲转回身，狂喜地冲指挥部所有的人说“一一一号高地是我们的了。”接下来马团长就失去了联络，不管指挥所方面怎么呼喊马团长，马团长就是一点信息也没有。父亲走之前，告诉马团长夺下一一一号高地时发三颗绿色信号弹。按时间推算，马团长他们应该早就到了一一一号高地的主峰了。父亲举着望远镜，眼前一一一号高地仍是烟雾迷蒙什么也没有，指挥所内呼唤马团长他们的声音不断，可那面就是没有一丝回音。父亲觉得事情不妙，已准备再派人去查看时，这时美军向一一二号和一一三号高地发动了狂攻，头上的飞机，地上的坦克，还有黑压压的敌军。父亲激战几个小时之后，接到上级命令，为了保存实力撇下阵地。
父亲他们撇下阵地后，仍没见到马团长他们。他百思不得其解，马团长他们一枪没放，怎么一个营就失踪了呢？
整个朝鲜战争结束，父亲仍没有马团长和那个营的下落，父亲曾想过马团长他们被俘，可几批俘虏都交换了，也没有看见马团长和那个营的人；父亲有几分失望几分落寞，一一一号高地一枪没放，一个营的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父亲又想到马团长说的那句话：“一一一号高地一定有什么名堂，但我服从你的命令……”还有马团长眼里闪着的泪花。父亲想到这儿，心猛地一颤，难道马团长在去一一一号高地之前就预感到什么，他是先知先觉？
马团长和一个营的失踪的疑团曾笼罩着父亲大半生的时间，直到有一天，马团长突然出现在父亲面前，才解开那笼罩在父亲心头的疑团。
父亲没有忘记曾允诺过马团长的诺言，回国后他就找到了马团长的妻子，我的母亲。父亲坐在母亲面前，就说到了那次战斗，此时的父亲只能说马团长牺牲了。母亲好久没有说话，苍白着脸呆定地望着父亲。母亲知道，嫁给军人随时准备做寡妇，但母亲得知这一切时，还是惊呆了。马团长在母亲的心里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象，长春解放后母亲就嫁给了马团长，可刚结婚没几天，马团长就又走了。直到全国解放，母亲才踏踏实实和马团长生活了一段时间，那段时间对于夫妻却像流水似的，说过去就过去了，后来马团长就去了朝鲜。马团长在母亲的心中说不上爱，也说不上不爱。马团长只是个影子，一个男人的影子，在母亲面前飘来又飘去。
母亲还是哭了，她一个普通的纺织女工还没有经历过如此大的打击。父亲望着母亲的眼泪，就又想到马团长临走时含在眼里的泪水。父亲就站起身开始踱步，父亲每次大战前也喜欢踱步，他在思考。这时父亲眼前闪现出娟的影子，那个调皮纤瘦少女的形象，娟回国时已经是20岁的大姑娘了，可留在父亲印象里娟的形象永远是那个天真未泯的少女。父亲想到了娟，就又望一眼母亲，母亲伤心欲绝，伏在床上肩膀一耸一耸地抽动。母亲哭的不是马团长，她在哭自己的命运不好。本想嫁给了一个男人，有了依靠，虽然那依靠不在眼前，却在心里。突然，那依靠就没了，母亲的心里一下子就空漠起来。
父亲望一眼床上的母亲，就停止了踱步，站在那儿一字一顿地说：“如果你同意的话，就嫁给我吧。”母亲清晰地听见了父亲这句话，母亲当时就不哭了。她抬起红肿的眼睛望着父亲，父亲避开母亲的目光，望窗外。这时父亲又想到了娟的形象，娟伏在马背上，一张小脸涨得通红。父亲又说，“我答应过他。”
母亲好久没有说话，就那么望着父亲。
父亲也没有说话，就那么望着窗外。此时父亲眼里娟的形象没有了，笼在他眼前的是那疑团，一个营怎么说没有就没有了呢？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母亲突然清晰地说：“我答应你。”
父亲从窗外收回目光，看定母亲说，“那就准备准备吧。”
说完，父亲走出了母亲那间小屋。
母亲似乎没怎么考虑就答应了父亲。母亲那时还不知道什么是爱情。母亲是个女人，女人需要的是靠山，女人的靠山是男人。
没多久，母亲就和父亲结婚了。
三
父亲和母亲去了新疆后，杜阿姨回了江西老家，我便再也没见过她。
当年杜阿姨送大姨和我上火车时，杜阿姨才30来岁。火车渐渐地远去了，就看见杜阿姨笨拙的身子向前走了几步，挥起了手，模糊中杜阿姨的眼里流出一片泪水。
父亲从朝鲜回来后就来到了我家，杜阿姨一直把我带到8岁。
杜阿姨是烈土的妻子，她的丈夫死在了朝鲜。杜阿姨的丈夫是营长，一直在父亲那个师。杜阿姨的丈夫也是江西人，部队南下时，杜阿姨结了婚，全国解放后，部队又回到了东北，杜阿姨就随队伍来了。杜阿姨的丈夫在朝鲜牺牲后，按政策应安置回老家，可杜阿姨不愿再回去了，便来到我家，那时我还没有出生。她先是带姐姐媛朝，后来媛朝大了，她又带我。我记事之后，杜阿姨经常带我去军区大院那排被服仓库里去。仓库的一头有一个房间，住着胳膊有些毛病40来岁的男人。后来我知道那男人姓刘，叫刘有才，是个团长。刘团长是第一批交换俘虏回国的，刘团长曾有一段说不清楚的历史，回来后他便再也不是团长了。他不愿离开部队，老家已经什么人也没有了，便对父亲说：“师长，就让我看仓库吧，反正得有人看。”刘团长是说不清楚的人，父亲做不了主。父亲同情刘团长，便向上级打了报告，并说了许多好话，刘团长终于就留下来了。刘团长就成了一个仓库看门人。
刘团长右手受过伤，一直悬在胸前，有人到仓库里领东西，刘团长就从墙上摘下一串钥匙，钥匙们就欢快地响着，刘团长用左手开锁，开完锁，刘团长就站在门口冲来人笑一笑说：“请多包涵。”我不懂刘团长让来人包涵什么，刘团长脸上一直挂着笑。
来找刘团长领东西的人大都是一些很年轻的人，那些人对刘团长似乎都很尊重，一口一个刘团长地唤，这时刘团长就白了脸说；“莫这么叫，那是过去的事了，就叫我刘保管吧。”来人不说什么，只是笑。
后来杜阿姨领我到刘团长那间小屋里玩，我一见迎出来的刘团长就说：“刘团长，我们来看你了。”刘团长就堆出笑道一声：“小调皮。”并捏一捏我的鼻子。
杜阿姨一到刘团长的小屋里就有说不完的话，杜阿姨这时的脸还是红红的，垂着头不停地瞥着刘团长。刘团长似乎不敢正眼看杜阿姨，一双眼睛总是躲躲闪闪的。
杜阿姨和刘团长说话时，我觉得一点意思也没有，就冲杜阿姨说：“我出去玩。”杜阿姨说：“莫跑远。”我就出去了。
那天，我在仓库墙根下的草丛里看见了一只青蛙背着另一只青蛙不慌不忙地往草丛里走。以前我见过青蛙，都是单只的，这一发现使我又惊又喜，我跑回那间小屋，想让杜阿姨也来看。我推门进去时，正看见杜阿姨正坐在刘团长的怀里，刘团长从后面把杜阿姨拦腰抱在怀里。杜阿姨一见到我，脸就红了，挣开刘团长的怀抱。我一见到杜阿姨和刘团长就笑了，让我一下子想到那两只驮在一起的青蛙，我就说：“那里有只青蛙和你们俩一样，也驮在一起。”杜阿姨和刘团长听了都怔一下，转瞬，杜阿姨的脸更红了，刘团长就嘿嘿地笑。半晌，杜阿姨就对我说：“小孩子，莫和别人说这事。”我不懂杜阿姨为什么不让我说这事，但还是点点头。刘团长很少有快乐的时候，有时杜阿姨忙不能到刘团长这里来，我就一个人来。刘团长就愁眉不展，不停地吸烟，叹气，望天。这时我觉得刘团长一下子就老了。刘团长墙上挂着一支笛子，我觉得无聊时，刘团长就对我说：“小调皮，我给你吹支曲吧。”刘团长就从墙上摘下了那支发乌发亮的笛子。刘团长吹笛子时神情很专注，他吹出的曲子一点也不让人欢乐，幽幽怨怨的，似哭似诉，这时我就看见刘团长眼睛先是潮了，最后就有一颗接着一颗的泪水从他那深深的眼窝里流出来。我听着那笛声也想哭。吹累了，刘团长又吸烟，望着西天渐渐去的晚霞，只有杜阿姨来到这里，他才高兴。
后来我就发现杜阿姨的腰身渐渐粗了。有一天晚上，杜阿姨在我母亲面前哭了。母亲不说话，后来父亲进来了，也不说话。半晌母亲试探地问：“玉坤，我看让老刘和杜阿姨办了吧。”父亲在地上开始踱步，拧着眉头一步一步地走，杜阿姨就满怀希望地望我父亲。过了半晌，又过了半晌，父亲就说：“试试看吧，我看难。”杜阿姨先是一喜又一悲，哽哽地说“那我和老刘先谢您了。”父亲摆了摆手，出去了。我不知道什么叫办，就问母亲，母亲就说：“是结婚。”我就问：“是杜阿姨和刘团长结婚么？”母亲点点头。我就高兴地蹦跳着跑出去，边跑边喊：“杜阿姨要结婚喽，杜阿姨要结婚喽。”
杜阿姨终于和刘团长没有办成，父亲和母亲就去了新疆，杜阿姨没法再待下去了，一个人回了老家扛西。那是大姨把我接走以后的事了。
很多年过去了，刘团长也就老了。后来我听说刘团长去了江西两次，曾提出过和杜阿姨结婚的事，都被当地政府卡住了。刘团长和杜阿姨一直没有办成。
老了的刘团长，不再看守被服仓库了。那是1982年春天，听说中央对被俘虏过的人员又有了新政策，刘团长又恢复了团长待遇，宣布退休了。退休后刘团长住在干休所里一套房子里。
退休后的刘团长又去了一趟江西，听说那一次他终于如愿以偿地和杜阿姨办了。和杜阿姨结婚的刘团长，把杜阿姨又接了回来，住在那套干休所的房子里。
没多久，刘团长突然心肌梗塞死了。又剩下杜阿姨一个人。刘团长死后，一个20多岁的男人把杜阿姨又接走了。那个男人是刘团长和杜阿姨的儿子。
发生这些事的时候，那时我正在部队里当排长。
我没有见到过杜阿姨，也没有见过刘团长。
又过了几年以后，我去江西出差，打听到杜阿姨的地址，去看了她一次，也没有看到，那时杜阿姨已经死了。她的儿子捧出了杜阿姨的骨灰盒，骨灰盒上镶着一张杜阿姨的照片。那张照片不知杜阿姨什么时候照的，头发都白了，脸上的皱纹纵横交错，一双苍老又顽强的目光正痴痴呆呆地望着远方……
年轻的杜阿姨已经不存在了，留给我的是一个黑色的骨灰盒，和一个普通妇女年老时的形象，我又想到了杜阿姨带我去刘团长小屋里的日子，我哭了。
杜阿姨的儿子没有哭，他扭过头正望窗外一朵浮云。杜阿姨的儿子仍自言自语地说：“人都是要死的。”
我心颤抖了一下。
四
表哥用手引爆了那一颗地雷，用他的一只手换回了我的一条腿。我护送着表哥的担架一直到了野战医院。到了医院，表哥醒了，他睁开眼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我的双腿，他看到我的双腿仍完好地长在我的身上，咧开嘴苍白地冲我笑了笑。我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眩晕。我看见表哥望了一眼缠满绷带的右手，绝望地闭上了双眼。少顷，有两颗又圆又大的泪水顺着表哥苍白的脸上流了下来。我在心里呼喊了一声：“表哥。”这时我想起了大姨，大姨送我和表哥参军前顶着瑞雪在路上冲我们招手的情景，又想到了表姐还有大姨夫，我的泪水也不知不觉流下了脸颊。
在我返回部队的途中，我走得小心翼翼，步履蹒跚。丛林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想着表哥，心里就有一股说不清的滋味。想着表哥放牛在山梁上等我放学时的情景，我的眼前又模糊了。我正在这么想的时候，突然前面草丛动了一下。我警觉地立住脚，端起了枪。草丛仍在动，我觉得那里似乎有人，我现在是在越南的国土上，随时都有危险发生。我伏在一棵树后，那草丛动了一阵之后就停下了，过了一会儿又在动。我断定，那是个人，我突然从树丛后跃起用越语喊了一声：“缴枪不杀。”我们参战前曾教过这样的简短用语。草丛里哆里哆嗦地钻起了一个头戴钢盔的越南兵。那个兵刚立起的时候，是背对着我，一点点地从草丛立起来，举着双手。我端着枪一步步地走过去，两眼不停地向四周搜寻着，我怕中了越南人的圈套，当我来到那个兵面前的时候，才确信只有眼前这一个人，我的胆子大了一些，又喊了一声：“缴枪不杀！”那个兵仍举着双手慢慢地转过了身子，转身的刹那，我呆住了，是个越南女兵。头发从钢盔里露出了一半。她苍白着脸，一双黑黑的眼睛里流露出惊恐和惶惑。当她看到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胆子似乎稍大了一些，突然用汉语说：“解放军。”我一惊问：“你会说汉语。”她犹豫着冲我点点头。我又警惕地向四周看了看问：“就你一个人？”她点点头，她点头的时候，手慢慢地放下了。她点头那一瞬间，头上的钢盔掉了下来，在草地上滚了滚。她看了一眼，并没有去拾。她觉得也没有拾的必要了，因为自己已经成了一名俘虏了。她头发披下来，我这才看清，她的年龄还很小。紧身衣服下乳房刚刚隆起两个小丘。我低头看时，才发现她打着赤脚。脚上沾满了泥巴，那两只脚正不安地在草地上挪动。她的脚旁有新抠过的草根。我再望她的脸时，发现她的嘴角还粘着一缕绿汁。我这才恍悟，原来她在这里抠草根吃。我的心动了一下，从挎包里掏出两块压缩饼干递给她。她先是惊愕地望了我一眼，犹豫着伸出一只沾满草汁的手接了过去，先是咬了一小口，接着便把一整块饼干都填到了嘴里。她鼓着腮，哽着脖子很快便把那两块饼干吃完了。她意犹未尽地舔舔嘴角，我又把水壶递给她。这次她没有犹豫，喝了几口水后把水壶还给我，说了句：“中国，好！”
我说：“你是俘虏了。”
她点点头。
我说：“把你身上的武器拿出来。”
她摇摇头，见我不解，她又说：“扔了。”
我重新看了一眼她光溜溜的身子，除腰上扎了个腰带外，的确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隐藏的。我就说：“走吧。”我在后，她在前，就向部队赶去。
在路上她告诉我，她小时候来过中国，在中国呆了四年，她的外婆现在还在广东，后来她便回国了。她说她不想打仗，但政策不让，政府说她外婆已经让中国人杀了，她就来打仗了。两天前，他们的队伍让解放军给打散了，她一个人跑了出来，不知其他人都跑到哪里去了。她迷路了，先是哭，后来没力气哭了，她就把身上的武器扔掉了。她还告诉我，她一连一个星期也没吃过一顿饭，她饿得受不了，她就挖草根吃。
后来我还知道，她有个中国名字叫胡丽，今年17岁。我望着她瘦小的背，想到了这场战争。我就问：“你害怕打仗吗？”
她扭过头惶惑地望我一眼，声音颤抖着说：“我没杀过人，我往天上开枪。”
半晌，她眼里突然含了泪问我：“你们杀了我外婆？”
我说：“那是你们政府造谣，没人杀你外婆。”
她不信地问：“真的？”
我点点头。
她突然破涕为笑了。
走着走着，她突然蹲下了身，我一惊，以为她要耍什么花样。她看了我一眼，两手撑着肚子，皱着眉头。我说：“起来，你要干什么，别耍花样。”
她抬起脸，望我一眼，突然脸颊掠过一抹红潮，说：“肚子疼。”
我仍然以为她在耍花样，想骗过我，溜掉。
我强硬地说：“起来。”并伸手去拉她。她站了起采，手仍捂着肚子，她的脚步有些乱，然后她快步走了起来，我端着枪紧紧随在她后面，她跑到一丛树丛后面脚停下了，回过身，脸红红地冲我说：“我要撒尿。”我一惊，把脸背过去，我怕她跑掉，虽然她此前和我说了许多话，但我仍不能完全信任她，我别过脸去的时候，仍没放松警惕。半晌，她站了起来，我望了一眼她刚刚蹲过的草地，那里留下了一摊猩红，我又想到她刚才的肚子疼，原来她来了月经。我的脸有些红，也有些热，她再回头和我说话时，我不再敢看她的眼睛。那一年我才20岁，女人对我来说；还完全神秘，女人是另外一个世界。
“你有妹妹么？”她问我。
我摇摇头。
“你有姐姐么？”胡丽又问。
我想起了媛朝，想起了表姐，那时姐姐已经考取了白求恩医科大学，父亲也已从新疆回来了。我点点头。
胡丽又说：“你姐姐也来打仗了么？”
我摇摇头。
胡丽就说：“我不想打仗。”
我望着胡丽的脸，想，是啊，她这个年龄的女孩正是上大学的年龄，如果父母不去新疆，此时，我不也正坐在大学的教室里么。想到这，我的心一下子沉重了起来。
“你们中国不杀俘虏吧？”胡丽又问我。
我说：“解放军从来不杀俘虏。”
胡丽似宽了心，她走在我的前面，脚步一下子变得轻盈起来。
“不把我送回去行么？你们中国多好。”她天真地问我。
我不置可否，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
她就很沮丧的样子，一路再没说话。
我回到了部队，把胡丽交给了前沿指挥部，指挥部又把他们这批俘虏送回到国内。
战争结束的时候，那时我的伤已经好了。在友谊关交换俘虏时，我也参加了。我站在一列队伍中，看着眼前走过来的一群俘虏。我在俘虏中一眼就认出了胡丽。她比几个月前胖了，脸孔红红的，但她一脸的哀伤，她也在那千列士兵中认出了我，她不能说话，冲我凄婉地笑了一下，我一直目送着胡面向友谊关走去。当跨过友谊关时，她回了一次头，恋恋不舍地看了一眼中国的天和地，这时她的眼里流出了两行泪水。我的耳畔又响起她说过的话“不把我送回去行么？你们中国多好。”我的心也猛地怦然一动。
接下来，我也看到了那些被越南送回来的我们的战士。那其中也有许多女兵。她们披头散发，面色憔悴。她们一走过友谊关就失声痛哭。那哭声惊天动地。我亲眼看到一个大眼睛女兵，一走过友谊关，她就爬在了地上，用她的双唇拼命亲吻着中国的土地。还有人喊了一声“中国”，便泪如雨下，在场所有迎接的中国士兵都哭了。两股人流紧紧拥抱在一起，眼里流着泪水，此时，不管是男兵，也不管是女兵，相互抱着说着。
最后抬过来一排担架，那是中国的伤兵。他们躺在担架上，轮流着和每一个走上前来的人握手，眼里流着泪水，哽咽得说不出一句话。这里面还有不少女兵，担架上的她们下肢处空空荡荡的。她们一脸惘然，泪水苦涩地流着，两眼呆痴无神。
后来我知道，我们不少女兵被俘了，先是被强奸，让她们怀孕后，又截去了双腿。这些惨无人道的越南人，已没有了丝毫的人性。
那些孩子最后有的被生了下来，孩子的母亲不愿意承认这一现实，她们不肯接受流着越南血液的孩子。后来在中国某地专门成立了这样一家孤儿院。这家特殊的孤儿院，有一大群这样的孤儿，他们失去了父母。
后来我和眉曾无数次地去过这家孤儿院，我们看到了一个个无忧无虑的男孩女孩，过着幸福的生活，游戏，嬉闹，我就想，可怜的孩子们，你们知道你们是怎么出生的么？你们的父母现在在哪里么？
眉站在我的身旁望着眼前的孩子一直泪流不止，我知道眉没被俘虏过，这里也没她的孩子。她却在哭泣，为了这些孩子，为了这些孩子的母亲们。
1992年的春天，我又去了一趟友谊关，我是为了一种说不清的缘由和心理去的。那里有一个双边贸易市场，中国人，越南人，男人和女人蚂蚁似的在那里涌动，兜售手里的东西。我惘然不知所措地望着眼前这些涌动的人群。突然，一个女人说：“先生，看货吗？”我扭过头去看，我一下子怔住了。我看到眼前一个丰满的越南少妇，提着一个沉甸甸的提包站在我的面前。虽然时隔十几年了，我还是一下子认出了眼前站着的这个女人就是当年被我俘虏的胡丽。她也认出了我，怔过一阵之后，她说：
“现在多好，不打仗了，日子好过多了。”
我又想到了她在广东的外婆，便问：“你外婆好吗？”
她答，“两年前就死了。”
后来她告诉我，外婆死时她还去了广东一趟，去奔丧。她兴致勃勃一遍遍地冲我说：“现在多好啊。”
我望着眼前越南人和中国人混杂的人群，如蚂蚁似的在眼前涌动。他们扯开嗓子拼命地喊：“看货吗？看货吗……”胡丽不知还在说什么，我的耳旁已轰鸣一阵，什么也听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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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凤生下了我父亲，小凤顺理成章地成了我奶奶。
奶奶小凤在父亲满百天以后，逃了一次。余钱对我爷爷忠心耿耿，不仅是因为我爷爷在疯魔谷救了余钱，更重要的是爷爷当年那身豪气。余钱看守着奶奶形影不离。
奶奶小凤那天躺在炕上，不梳头不洗脸，也不喂父亲，让父亲饿得“哇哇”大哭。奶奶唤来余钱，奶奶说：“余钱，去抓药吧，我病了。”余钱看着奶奶满脸通红，又听到我父亲大哭不止，以为奶奶真的病了。余钱不敢耽搁，撒腿就往大屯镇跑去。
傍晚的时候，余钱手提着两副中药回来了，推开门，屋里屋外空空如也，晾在绳子上的被子和尿布也不翼而飞。余钱觉得事情不好。连口水也没喝，就拐着腿跑出院子，余钱喊：“嫂子，嫂子。”山野寂寂，空旷无声。余钱就急了，知道事情不妙，咧着嘴就哭了，边哭边说：“大哥，嫂子她跑咧——”余钱哭了一阵，才醒过神来，哭管屁用，一定要把嫂子找回来。余钱擦去眼泪，拐着腿一耸一耸地奔向了通向山外那条路。余钱知道小凤跑了是去天津卫找周少爷，去天津卫必须走出山里。
余钱马不停蹄，渴了就抓一把地上的雪塞到嘴里，终于在天亮的时候，他看见了坐在地上怀抱父亲的小凤。小凤刚生完孩子，体力还没完全恢复过来，就抱着我父亲，走了一天一夜也没有走出山里。后来她实在走不动了，就坐在雪地里哭。哭了一气她不哭了，敞开衣衫奶了一气我父亲，便坐在那里发呆。她想自己快要死了，这荒天雪地前不着村后不靠店的，还不得活活把娘俩冻死饿死。这时余钱赶来了，余钱一见到我奶奶就痴在那里了。他张着嘴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嫂子，可找到你了。”余钱说完这句话，就激动得哭了起来。哭完的余钱就跪在了奶奶的面前。余钱说：“嫂子，你不看大哥的面子上，还要看在孩子的分上，这样下去孩子要冻死了，跟我回去吧。”这句话打动了奶奶，奶奶这时立起身，冲余钱骂了句：“你这条狗。”余钱不管奶奶骂什么，他一句也不吭。余钱接过奶奶怀里的孩子，小凤在前，他随在后面，一拐一拐地向回走去。
回去之后，奶奶真的大病了一场。余钱抓的那两副药终于派上了用场，余钱炕前炕后地伺候着奶奶。奶奶暂时放弃了出逃的想法。
奶奶恨爷爷，恨爷爷活活地剥夺了她的爱情，奶奶咬掉爷爷的半截手指仍不解恨，她还要报复爷爷，她想出了报复爷爷的办法。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窗外的风夹着雪拼命地呼号着。奶奶搂着父亲躺在炕上，听着扑面的风声雪声，她也听着外间余钱的动静。余钱一直睡在外间。这么长时间了，奶奶一直在思念着周少爷，从没把我爷爷和余钱这些人当成人看待。奶奶无数次地在心里骂爷爷他们是狗。这天夜里奶奶就喊：“余钱，你进来。”
余钱听到了奶奶喊他，他又以为奶奶吩咐他洗尿布或者别的什么事情就进来了。奶奶这时就非常柔情地对余钱说：“你坐这儿。这么大风我害怕。”余钱就很老实地坐在了炕沿上。奶奶躺了一会儿，就又说：“你这么坐着我睡不着。”余钱站起来，又准备往外走，奶奶心里就骂了一句：“你这狗。”这么骂着，她伸手一把拉过余钱，余钱冷不丁被奶奶拉进被窝里。余钱来时披着棉袄，抿着棉裤，他不明白奶奶为什么要拉他。奶奶这时已经赤身裸体，一丝不挂。她抓过余钱的手就按在了自己的胸上。余钱就傻了，他觉得自己快要淹死了，憋闷得喘不上一口气来。奶奶又拉着余钱的手向自己的身下摸去，奶奶喃喃地说：“余钱，你别怕，没人知道。”奶奶这么一说，余钱顿时就清醒了过来。他一骨碌爬起来，转身就跑到了外屋。这时，他清晰地听见奶奶小凤骂了一句：“你这条狗。”
余钱跑到外间，再也睡不着了，心里“砰砰”地乱跳。这时他想起了爷爷。爷爷已经好久没有音信了。他不相信爷爷会死，他知道爷爷不敢下山都是因为那些封山的日本鬼子。他想到了爷爷，又想到了屋里小凤刚才那一幕，他就呜呜咽咽地哭开了。边哭边在心里喊：“大哥，对不住你哩。”哭着哭着，他又为爷爷彻底地悲哀了。
自那次以后，奶奶似乎真的不把余钱当人了。她呼来唤去地支使着余钱，还在余钱面前毫不保留地暴露着自己。每次余钱都要把做好的饭菜端到炕上，奶奶这时跟晚上睡觉一样，一丝不挂。余钱进来的时候，奶奶还特意把被子扔得远远的，让自己的裸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每逢这时，余钱从不正眼看奶奶一眼，低着头进来，又低着头出去。他觉得奶奶这人很可怕。这时奶奶就大笑，笑着说：“你这狗，你看吧，我就是让你大哥当王八，活王八。”她这么骂时，余钱就逃也似的离开屋子。
奶奶第二次萌生逃跑的意念，是第二年的春天，那时父亲已经一岁多了，父亲已经会喊妈妈了。那时日本人封山还没有结束，一次次向山里发动剿共运动。那时赵尚志的游击队，还搅得日本人不得安宁。
春天来了，奶奶就对余钱说：“这山里快把人憋死了，咱们去趟大屯镇吧。”奶奶吸取了上次出逃失败的教训，她知道凭自己的能力很难逃出山里，到了大屯镇就好办了，可想办法再甩开余钱。
余钱想到大屯镇里住满日本人，可大屯镇里的人不也是活得好好的么？余钱也好久没有出去了。他想借这个机会，打听打听爷爷的消息。
余钱就抱着父亲，带着奶奶上路了。他们走到中午时，余钱给父亲吃了一个身上带着的馒头。刚吃完馒头，父亲就在余钱的怀里喊：“我要拉屎。”余钱就把父亲放在了地上，父亲蹲在春天的山坡上拉屎，余钱觉得自己也憋得慌，便在附近找了一片树丛蹲下来，奶奶自己往山坡下走。
这时就来了两个日本鬼子：他们没有想到在荒山野岭里会看见一个这么漂亮的女人。那天出门时，奶奶刻意打扮了一番，穿着一个水红色的小布袄，齐耳的短发，手脖子上还戴了一副银镯子，在春天的阳光下一闪一闪。日本鬼子一见我奶奶便嬉笑着扑上来，嘴里喊着：“花姑娘，花姑娘。”奶奶这是第一次看见日本鬼子，以前她在大屯镇和天津卫见过日本浪人。奶奶被吓傻了似的站在那里，很快就被两个日本鬼子扑倒了，奶奶这时明白过来两个日本鬼子想干什么了。她这时大喊了一声；“余钱——”蹲在树丛里的余钱听到了喊声，提起裤子，就看到了眼前的景象。余钱脑袋“轰”地响了一声，没容他多想，他拐着腿就跑了过来。两个日本鬼子的注意力都在奶奶身上。奶奶的花衣服被他们撕开了，露出了美丽洁白的胴体。一个日本鬼子已解开了自己的裤子。余钱拾起了一把日本鬼子扔在一边的枪，那枪上还装着刺刀。余钱此时已红了眼，他端着枪照准趴在奶奶身上嬉笑的日本鬼子后背心刺去，那个日本鬼子就在快要得手时，被刺了一刀，身子一挺从我奶奶身上滚了下来。一旁的那个日本鬼子也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惊怔了，当看清了余钱才醒过来。他也拾起了自己那把枪，喊了一声：“八格牙鲁。”便冲余钱扑来，余钱躲过了第一枪，没有躲过第二枪，他的拐腿不很灵便，那一刺，就刺在余钱的肚子上，日本鬼子又用力一划，肚皮便开了，一个大口子，鲜血和肠子就流了出来。余钱大叫了一声，摇晃了两下。此时，余钱的两眼似要流出血来，他大叫一声之后，伸出一只手，抓到流到胸前的肠子又塞了进去，然后端起枪又向那个日本鬼子扑去。那个日本鬼子被余钱的疯狂吓傻了，木呆呆地站在那。当余钱的枪刺进他的胸膛里他才反应过来，怀里的枪响了。那一枪正打在余钱的心脏上。两个人几乎同时倒在了地上。
奶奶小凤也吓傻了，她衣衫不整地坐在那儿，看着眼前的场景，气都喘不上来一口。直到拉完屎的父亲摇摇晃晃地走来，不停地喊着“妈，妈，妈”。奶奶才清醒过来，抱起我父亲，号叫一声，向那两间木格楞奔去。
从那以后，好长一段时间，奶奶都心有余悸，她再也不敢离开那两间小屋半步了。
二
父亲永远忘不掉那次平岗山战役，一次子岗山战役让他白白损失了一个营的兵力。还有他那位生死与共左膀右臂的爱将马团长。
父亲那时是师长了，平岗山战役打得很苦。一一二号高地、一一三号高地反复争夺了几次他们才拿了下来。两个高地前的一一一号高地却静悄悄地没有一丝声息。父亲在掩蔽所里，用望远镜观察。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片山冈，山冈周周飘着袅袅的雾气，什么也看不清。三个高地呈品字形，一一一号高地是三个高地最前面的一座山峰。在战略上讲，那个高地是喉咙，要是能守住一一一号高地，其他两座可攻可守，一劳永逸，可那里偏偏没有动静。站在他身旁的马团长也看出了疑惑。马团长也举着望远镜，看了半晌之后，扭过头冲父亲说：“师长，我看一一一号高地一定有什么名堂。”
父亲展开平岗山的地图，仔细看了半晌，心想怪了，美军再傻，也不会傻到扔了一一一号高地，而苦守一一二号和一一三号高地。也许是美军害怕了，主动放弃那块阵地收缩防守了？父亲就对身边的马团长说：“马团长，带一个营拿下它。”
马团长就说：“师长，我看再观察一下，说不定有什么名堂。”
父亲很不高兴，他不喜欢在战争面前有人和他讨价还价，况且时间不等人，要不马上拿下一一一号高地，夺下的这两块高地也难守。马团长心事重重，他有自己的看法，他和父亲东打西杀这么多年了，他太了解父亲的脾气了。他什么也没说，准备去了。准备完的马团长又找到了父亲，他站在父亲面前说：“师长，我有一事求您。”父亲不解地望着马团长，马团长又说：“一一一号高地一定有什么名堂，但我服从你的命令。要是我回不来，我只求你一件事。”父亲突然觉得马团长有些婆婆妈妈的，但还是说：“你说吧。”马团长又说：“您回国后照顾好我的老婆。”父亲感到马团长好笑，马团长以前从没有说过这么多的话。父亲有些疑惑样地看了看马团长，这时他看见马团长眼里有泪花在闪动，便点点头说：“我答应你。”马团长庄重地给父亲敬了一个礼，转回身长出一口气，带着队伍走了。
马团长带着一个营奔向一一一号高地时是清晨时分。马团长带着人马奔到一一一号高地山下时，还通过步话机向父亲报告说：没有发现任何情况。父亲已经布置好了两个山头的所有火力随时准备支援马团长。
父亲听到马团长报告，心里一阵暗喜，他怪马团长大惊小怪，大题小作。马团长奔到一一一号高地山腰时，马团长仍报告，没有发现任何敌情。父亲转回身，狂喜地冲指挥部所有的人说“一一一号高地是我们的了。”接下来马团长就失去了联络，不管指挥所方面怎么呼喊马团长，马团长就是一点信息也没有。父亲走之前，告诉马团长夺下一一一号高地时发三颗绿色信号弹。按时间推算，马团长他们应该早就到了一一一号高地的主峰了。父亲举着望远镜，眼前一一一号高地仍是烟雾迷蒙什么也没有，指挥所内呼唤马团长他们的声音不断，可那面就是没有一丝回音。父亲觉得事情不妙，已准备再派人去查看时，这时美军向一一二号和一一三号高地发动了狂攻，头上的飞机，地上的坦克，还有黑压压的敌军。父亲激战几个小时之后，接到上级命令，为了保存实力撇下阵地。
父亲他们撇下阵地后，仍没见到马团长他们。他百思不得其解，马团长他们一枪没放，怎么一个营就失踪了呢？
整个朝鲜战争结束，父亲仍没有马团长和那个营的下落，父亲曾想过马团长他们被俘，可几批俘虏都交换了，也没有看见马团长和那个营的人；父亲有几分失望几分落寞，一一一号高地一枪没放，一个营的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父亲又想到马团长说的那句话：“一一一号高地一定有什么名堂，但我服从你的命令……”还有马团长眼里闪着的泪花。父亲想到这儿，心猛地一颤，难道马团长在去一一一号高地之前就预感到什么，他是先知先觉？
马团长和一个营的失踪的疑团曾笼罩着父亲大半生的时间，直到有一天，马团长突然出现在父亲面前，才解开那笼罩在父亲心头的疑团。
父亲没有忘记曾允诺过马团长的诺言，回国后他就找到了马团长的妻子，我的母亲。父亲坐在母亲面前，就说到了那次战斗，此时的父亲只能说马团长牺牲了。母亲好久没有说话，苍白着脸呆定地望着父亲。母亲知道，嫁给军人随时准备做寡妇，但母亲得知这一切时，还是惊呆了。马团长在母亲的心里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象，长春解放后母亲就嫁给了马团长，可刚结婚没几天，马团长就又走了。直到全国解放，母亲才踏踏实实和马团长生活了一段时间，那段时间对于夫妻却像流水似的，说过去就过去了，后来马团长就去了朝鲜。马团长在母亲的心中说不上爱，也说不上不爱。马团长只是个影子，一个男人的影子，在母亲面前飘来又飘去。
母亲还是哭了，她一个普通的纺织女工还没有经历过如此大的打击。父亲望着母亲的眼泪，就又想到马团长临走时含在眼里的泪水。父亲就站起身开始踱步，父亲每次大战前也喜欢踱步，他在思考。这时父亲眼前闪现出娟的影子，那个调皮纤瘦少女的形象，娟回国时已经是20岁的大姑娘了，可留在父亲印象里娟的形象永远是那个天真未泯的少女。父亲想到了娟，就又望一眼母亲，母亲伤心欲绝，伏在床上肩膀一耸一耸地抽动。母亲哭的不是马团长，她在哭自己的命运不好。本想嫁给了一个男人，有了依靠，虽然那依靠不在眼前，却在心里。突然，那依靠就没了，母亲的心里一下子就空漠起来。
父亲望一眼床上的母亲，就停止了踱步，站在那儿一字一顿地说：“如果你同意的话，就嫁给我吧。”母亲清晰地听见了父亲这句话，母亲当时就不哭了。她抬起红肿的眼睛望着父亲，父亲避开母亲的目光，望窗外。这时父亲又想到了娟的形象，娟伏在马背上，一张小脸涨得通红。父亲又说，“我答应过他。”
母亲好久没有说话，就那么望着父亲。
父亲也没有说话，就那么望着窗外。此时父亲眼里娟的形象没有了，笼在他眼前的是那疑团，一个营怎么说没有就没有了呢？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母亲突然清晰地说：“我答应你。”
父亲从窗外收回目光，看定母亲说，“那就准备准备吧。”
说完，父亲走出了母亲那间小屋。
母亲似乎没怎么考虑就答应了父亲。母亲那时还不知道什么是爱情。母亲是个女人，女人需要的是靠山，女人的靠山是男人。
没多久，母亲就和父亲结婚了。
三
父亲和母亲去了新疆后，杜阿姨回了江西老家，我便再也没见过她。
当年杜阿姨送大姨和我上火车时，杜阿姨才30来岁。火车渐渐地远去了，就看见杜阿姨笨拙的身子向前走了几步，挥起了手，模糊中杜阿姨的眼里流出一片泪水。
父亲从朝鲜回来后就来到了我家，杜阿姨一直把我带到8岁。
杜阿姨是烈土的妻子，她的丈夫死在了朝鲜。杜阿姨的丈夫是营长，一直在父亲那个师。杜阿姨的丈夫也是江西人，部队南下时，杜阿姨结了婚，全国解放后，部队又回到了东北，杜阿姨就随队伍来了。杜阿姨的丈夫在朝鲜牺牲后，按政策应安置回老家，可杜阿姨不愿再回去了，便来到我家，那时我还没有出生。她先是带姐姐媛朝，后来媛朝大了，她又带我。我记事之后，杜阿姨经常带我去军区大院那排被服仓库里去。仓库的一头有一个房间，住着胳膊有些毛病40来岁的男人。后来我知道那男人姓刘，叫刘有才，是个团长。刘团长是第一批交换俘虏回国的，刘团长曾有一段说不清楚的历史，回来后他便再也不是团长了。他不愿离开部队，老家已经什么人也没有了，便对父亲说：“师长，就让我看仓库吧，反正得有人看。”刘团长是说不清楚的人，父亲做不了主。父亲同情刘团长，便向上级打了报告，并说了许多好话，刘团长终于就留下来了。刘团长就成了一个仓库看门人。
刘团长右手受过伤，一直悬在胸前，有人到仓库里领东西，刘团长就从墙上摘下一串钥匙，钥匙们就欢快地响着，刘团长用左手开锁，开完锁，刘团长就站在门口冲来人笑一笑说：“请多包涵。”我不懂刘团长让来人包涵什么，刘团长脸上一直挂着笑。
来找刘团长领东西的人大都是一些很年轻的人，那些人对刘团长似乎都很尊重，一口一个刘团长地唤，这时刘团长就白了脸说；“莫这么叫，那是过去的事了，就叫我刘保管吧。”来人不说什么，只是笑。
后来杜阿姨领我到刘团长那间小屋里玩，我一见迎出来的刘团长就说：“刘团长，我们来看你了。”刘团长就堆出笑道一声：“小调皮。”并捏一捏我的鼻子。
杜阿姨一到刘团长的小屋里就有说不完的话，杜阿姨这时的脸还是红红的，垂着头不停地瞥着刘团长。刘团长似乎不敢正眼看杜阿姨，一双眼睛总是躲躲闪闪的。
杜阿姨和刘团长说话时，我觉得一点意思也没有，就冲杜阿姨说：“我出去玩。”杜阿姨说：“莫跑远。”我就出去了。
那天，我在仓库墙根下的草丛里看见了一只青蛙背着另一只青蛙不慌不忙地往草丛里走。以前我见过青蛙，都是单只的，这一发现使我又惊又喜，我跑回那间小屋，想让杜阿姨也来看。我推门进去时，正看见杜阿姨正坐在刘团长的怀里，刘团长从后面把杜阿姨拦腰抱在怀里。杜阿姨一见到我，脸就红了，挣开刘团长的怀抱。我一见到杜阿姨和刘团长就笑了，让我一下子想到那两只驮在一起的青蛙，我就说：“那里有只青蛙和你们俩一样，也驮在一起。”杜阿姨和刘团长听了都怔一下，转瞬，杜阿姨的脸更红了，刘团长就嘿嘿地笑。半晌，杜阿姨就对我说：“小孩子，莫和别人说这事。”我不懂杜阿姨为什么不让我说这事，但还是点点头。刘团长很少有快乐的时候，有时杜阿姨忙不能到刘团长这里来，我就一个人来。刘团长就愁眉不展，不停地吸烟，叹气，望天。这时我觉得刘团长一下子就老了。刘团长墙上挂着一支笛子，我觉得无聊时，刘团长就对我说：“小调皮，我给你吹支曲吧。”刘团长就从墙上摘下了那支发乌发亮的笛子。刘团长吹笛子时神情很专注，他吹出的曲子一点也不让人欢乐，幽幽怨怨的，似哭似诉，这时我就看见刘团长眼睛先是潮了，最后就有一颗接着一颗的泪水从他那深深的眼窝里流出来。我听着那笛声也想哭。吹累了，刘团长又吸烟，望着西天渐渐去的晚霞，只有杜阿姨来到这里，他才高兴。
后来我就发现杜阿姨的腰身渐渐粗了。有一天晚上，杜阿姨在我母亲面前哭了。母亲不说话，后来父亲进来了，也不说话。半晌母亲试探地问：“玉坤，我看让老刘和杜阿姨办了吧。”父亲在地上开始踱步，拧着眉头一步一步地走，杜阿姨就满怀希望地望我父亲。过了半晌，又过了半晌，父亲就说：“试试看吧，我看难。”杜阿姨先是一喜又一悲，哽哽地说“那我和老刘先谢您了。”父亲摆了摆手，出去了。我不知道什么叫办，就问母亲，母亲就说：“是结婚。”我就问：“是杜阿姨和刘团长结婚么？”母亲点点头。我就高兴地蹦跳着跑出去，边跑边喊：“杜阿姨要结婚喽，杜阿姨要结婚喽。”
杜阿姨终于和刘团长没有办成，父亲和母亲就去了新疆，杜阿姨没法再待下去了，一个人回了老家扛西。那是大姨把我接走以后的事了。
很多年过去了，刘团长也就老了。后来我听说刘团长去了江西两次，曾提出过和杜阿姨结婚的事，都被当地政府卡住了。刘团长和杜阿姨一直没有办成。
老了的刘团长，不再看守被服仓库了。那是1982年春天，听说中央对被俘虏过的人员又有了新政策，刘团长又恢复了团长待遇，宣布退休了。退休后刘团长住在干休所里一套房子里。
退休后的刘团长又去了一趟江西，听说那一次他终于如愿以偿地和杜阿姨办了。和杜阿姨结婚的刘团长，把杜阿姨又接了回来，住在那套干休所的房子里。
没多久，刘团长突然心肌梗塞死了。又剩下杜阿姨一个人。刘团长死后，一个20多岁的男人把杜阿姨又接走了。那个男人是刘团长和杜阿姨的儿子。
发生这些事的时候，那时我正在部队里当排长。
我没有见到过杜阿姨，也没有见过刘团长。
又过了几年以后，我去江西出差，打听到杜阿姨的地址，去看了她一次，也没有看到，那时杜阿姨已经死了。她的儿子捧出了杜阿姨的骨灰盒，骨灰盒上镶着一张杜阿姨的照片。那张照片不知杜阿姨什么时候照的，头发都白了，脸上的皱纹纵横交错，一双苍老又顽强的目光正痴痴呆呆地望着远方……
年轻的杜阿姨已经不存在了，留给我的是一个黑色的骨灰盒，和一个普通妇女年老时的形象，我又想到了杜阿姨带我去刘团长小屋里的日子，我哭了。
杜阿姨的儿子没有哭，他扭过头正望窗外一朵浮云。杜阿姨的儿子仍自言自语地说：“人都是要死的。”
我心颤抖了一下。
四
表哥用手引爆了那一颗地雷，用他的一只手换回了我的一条腿。我护送着表哥的担架一直到了野战医院。到了医院，表哥醒了，他睁开眼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我的双腿，他看到我的双腿仍完好地长在我的身上，咧开嘴苍白地冲我笑了笑。我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眩晕。我看见表哥望了一眼缠满绷带的右手，绝望地闭上了双眼。少顷，有两颗又圆又大的泪水顺着表哥苍白的脸上流了下来。我在心里呼喊了一声：“表哥。”这时我想起了大姨，大姨送我和表哥参军前顶着瑞雪在路上冲我们招手的情景，又想到了表姐还有大姨夫，我的泪水也不知不觉流下了脸颊。
在我返回部队的途中，我走得小心翼翼，步履蹒跚。丛林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想着表哥，心里就有一股说不清的滋味。想着表哥放牛在山梁上等我放学时的情景，我的眼前又模糊了。我正在这么想的时候，突然前面草丛动了一下。我警觉地立住脚，端起了枪。草丛仍在动，我觉得那里似乎有人，我现在是在越南的国土上，随时都有危险发生。我伏在一棵树后，那草丛动了一阵之后就停下了，过了一会儿又在动。我断定，那是个人，我突然从树丛后跃起用越语喊了一声：“缴枪不杀。”我们参战前曾教过这样的简短用语。草丛里哆里哆嗦地钻起了一个头戴钢盔的越南兵。那个兵刚立起的时候，是背对着我，一点点地从草丛立起来，举着双手。我端着枪一步步地走过去，两眼不停地向四周搜寻着，我怕中了越南人的圈套，当我来到那个兵面前的时候，才确信只有眼前这一个人，我的胆子大了一些，又喊了一声：“缴枪不杀！”那个兵仍举着双手慢慢地转过了身子，转身的刹那，我呆住了，是个越南女兵。头发从钢盔里露出了一半。她苍白着脸，一双黑黑的眼睛里流露出惊恐和惶惑。当她看到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胆子似乎稍大了一些，突然用汉语说：“解放军。”我一惊问：“你会说汉语。”她犹豫着冲我点点头。我又警惕地向四周看了看问：“就你一个人？”她点点头，她点头的时候，手慢慢地放下了。她点头那一瞬间，头上的钢盔掉了下来，在草地上滚了滚。她看了一眼，并没有去拾。她觉得也没有拾的必要了，因为自己已经成了一名俘虏了。她头发披下来，我这才看清，她的年龄还很小。紧身衣服下乳房刚刚隆起两个小丘。我低头看时，才发现她打着赤脚。脚上沾满了泥巴，那两只脚正不安地在草地上挪动。她的脚旁有新抠过的草根。我再望她的脸时，发现她的嘴角还粘着一缕绿汁。我这才恍悟，原来她在这里抠草根吃。我的心动了一下，从挎包里掏出两块压缩饼干递给她。她先是惊愕地望了我一眼，犹豫着伸出一只沾满草汁的手接了过去，先是咬了一小口，接着便把一整块饼干都填到了嘴里。她鼓着腮，哽着脖子很快便把那两块饼干吃完了。她意犹未尽地舔舔嘴角，我又把水壶递给她。这次她没有犹豫，喝了几口水后把水壶还给我，说了句：“中国，好！”
我说：“你是俘虏了。”
她点点头。
我说：“把你身上的武器拿出来。”
她摇摇头，见我不解，她又说：“扔了。”
我重新看了一眼她光溜溜的身子，除腰上扎了个腰带外，的确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隐藏的。我就说：“走吧。”我在后，她在前，就向部队赶去。
在路上她告诉我，她小时候来过中国，在中国呆了四年，她的外婆现在还在广东，后来她便回国了。她说她不想打仗，但政策不让，政府说她外婆已经让中国人杀了，她就来打仗了。两天前，他们的队伍让解放军给打散了，她一个人跑了出来，不知其他人都跑到哪里去了。她迷路了，先是哭，后来没力气哭了，她就把身上的武器扔掉了。她还告诉我，她一连一个星期也没吃过一顿饭，她饿得受不了，她就挖草根吃。
后来我还知道，她有个中国名字叫胡丽，今年17岁。我望着她瘦小的背，想到了这场战争。我就问：“你害怕打仗吗？”
她扭过头惶惑地望我一眼，声音颤抖着说：“我没杀过人，我往天上开枪。”
半晌，她眼里突然含了泪问我：“你们杀了我外婆？”
我说：“那是你们政府造谣，没人杀你外婆。”
她不信地问：“真的？”
我点点头。
她突然破涕为笑了。
走着走着，她突然蹲下了身，我一惊，以为她要耍什么花样。她看了我一眼，两手撑着肚子，皱着眉头。我说：“起来，你要干什么，别耍花样。”
她抬起脸，望我一眼，突然脸颊掠过一抹红潮，说：“肚子疼。”
我仍然以为她在耍花样，想骗过我，溜掉。
我强硬地说：“起来。”并伸手去拉她。她站了起采，手仍捂着肚子，她的脚步有些乱，然后她快步走了起来，我端着枪紧紧随在她后面，她跑到一丛树丛后面脚停下了，回过身，脸红红地冲我说：“我要撒尿。”我一惊，把脸背过去，我怕她跑掉，虽然她此前和我说了许多话，但我仍不能完全信任她，我别过脸去的时候，仍没放松警惕。半晌，她站了起来，我望了一眼她刚刚蹲过的草地，那里留下了一摊猩红，我又想到她刚才的肚子疼，原来她来了月经。我的脸有些红，也有些热，她再回头和我说话时，我不再敢看她的眼睛。那一年我才20岁，女人对我来说；还完全神秘，女人是另外一个世界。
“你有妹妹么？”她问我。
我摇摇头。
“你有姐姐么？”胡丽又问。
我想起了媛朝，想起了表姐，那时姐姐已经考取了白求恩医科大学，父亲也已从新疆回来了。我点点头。
胡丽又说：“你姐姐也来打仗了么？”
我摇摇头。
胡丽就说：“我不想打仗。”
我望着胡丽的脸，想，是啊，她这个年龄的女孩正是上大学的年龄，如果父母不去新疆，此时，我不也正坐在大学的教室里么。想到这，我的心一下子沉重了起来。
“你们中国不杀俘虏吧？”胡丽又问我。
我说：“解放军从来不杀俘虏。”
胡丽似宽了心，她走在我的前面，脚步一下子变得轻盈起来。
“不把我送回去行么？你们中国多好。”她天真地问我。
我不置可否，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
她就很沮丧的样子，一路再没说话。
我回到了部队，把胡丽交给了前沿指挥部，指挥部又把他们这批俘虏送回到国内。
战争结束的时候，那时我的伤已经好了。在友谊关交换俘虏时，我也参加了。我站在一列队伍中，看着眼前走过来的一群俘虏。我在俘虏中一眼就认出了胡丽。她比几个月前胖了，脸孔红红的，但她一脸的哀伤，她也在那千列士兵中认出了我，她不能说话，冲我凄婉地笑了一下，我一直目送着胡面向友谊关走去。当跨过友谊关时，她回了一次头，恋恋不舍地看了一眼中国的天和地，这时她的眼里流出了两行泪水。我的耳畔又响起她说过的话“不把我送回去行么？你们中国多好。”我的心也猛地怦然一动。
接下来，我也看到了那些被越南送回来的我们的战士。那其中也有许多女兵。她们披头散发，面色憔悴。她们一走过友谊关就失声痛哭。那哭声惊天动地。我亲眼看到一个大眼睛女兵，一走过友谊关，她就爬在了地上，用她的双唇拼命亲吻着中国的土地。还有人喊了一声“中国”，便泪如雨下，在场所有迎接的中国士兵都哭了。两股人流紧紧拥抱在一起，眼里流着泪水，此时，不管是男兵，也不管是女兵，相互抱着说着。
最后抬过来一排担架，那是中国的伤兵。他们躺在担架上，轮流着和每一个走上前来的人握手，眼里流着泪水，哽咽得说不出一句话。这里面还有不少女兵，担架上的她们下肢处空空荡荡的。她们一脸惘然，泪水苦涩地流着，两眼呆痴无神。
后来我知道，我们不少女兵被俘了，先是被强奸，让她们怀孕后，又截去了双腿。这些惨无人道的越南人，已没有了丝毫的人性。
那些孩子最后有的被生了下来，孩子的母亲不愿意承认这一现实，她们不肯接受流着越南血液的孩子。后来在中国某地专门成立了这样一家孤儿院。这家特殊的孤儿院，有一大群这样的孤儿，他们失去了父母。
后来我和眉曾无数次地去过这家孤儿院，我们看到了一个个无忧无虑的男孩女孩，过着幸福的生活，游戏，嬉闹，我就想，可怜的孩子们，你们知道你们是怎么出生的么？你们的父母现在在哪里么？
眉站在我的身旁望着眼前的孩子一直泪流不止，我知道眉没被俘虏过，这里也没她的孩子。她却在哭泣，为了这些孩子，为了这些孩子的母亲们。
1992年的春天，我又去了一趟友谊关，我是为了一种说不清的缘由和心理去的。那里有一个双边贸易市场，中国人，越南人，男人和女人蚂蚁似的在那里涌动，兜售手里的东西。我惘然不知所措地望着眼前这些涌动的人群。突然，一个女人说：“先生，看货吗？”我扭过头去看，我一下子怔住了。我看到眼前一个丰满的越南少妇，提着一个沉甸甸的提包站在我的面前。虽然时隔十几年了，我还是一下子认出了眼前站着的这个女人就是当年被我俘虏的胡丽。她也认出了我，怔过一阵之后，她说：
“现在多好，不打仗了，日子好过多了。”
我又想到了她在广东的外婆，便问：“你外婆好吗？”
她答，“两年前就死了。”
后来她告诉我，外婆死时她还去了广东一趟，去奔丧。她兴致勃勃一遍遍地冲我说：“现在多好啊。”
我望着眼前越南人和中国人混杂的人群，如蚂蚁似的在眼前涌动。他们扯开嗓子拼命地喊：“看货吗？看货吗……”胡丽不知还在说什么，我的耳旁已轰鸣一阵，什么也听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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